注：今天，世界上有七项现代足球运动，规则固定。足球是最有影响力的运动：它在 208 个不同的国家很受欢迎，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甚至可以声称它悬挂的旗帜比联合国还多。在2018年世界杯开幕当天，全球数以亿计的电视屏幕将播放俄罗斯绿色体育场的图像。然而，即使是一生都热爱和踢足球的人，也可能没有想到足球与人类原始部落之间的联系。

英国著名动物学家、人类学家、资深足球迷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认为，经过一百万多年的狩猎采集，大约在1万年前，人类的猎人祖先变成了农民，但他们的心中仍然渴望竞争挑战和狩猎乐趣。因此，人们首先将狩猎作为一种消遣，后来建立了罗马斗兽场，将狩猎活动限制在封闭的空间内。随着动物保护意识的提高和工业革命的发展，竞技场血腥运动的时代逐渐结束。球类运动这种不流血、与动物无关的竞技场运动诞生了，为普通人和城市工薪阶层开创了“伪狩猎”的新时代。

那里

事实上，莫里斯认为足球有七张面孔——仪式狩猎、程式化的战斗、地位展示、宗教仪式、社交毒品、大生意和戏剧表演——“七合一让足球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他们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如此热爱足球，而另一些人则如此讨厌足球。它们说明了足球的优势和劣势，以及简单地将足球等同于任何面孔的危险。每次观看足球比赛都是与足球部落所有面孔的华丽相遇。莫里斯在《为什么是足球？“你肯定会看到那些讨厌的经理拼命寻找得分机会，大喊大叫并传达战术指示;你一定会看到意气风发的玩家在成功击退对手后冲向对方并互相拥抱;你一定会看到年长的球队高管对联赛排名感到焦虑，并梦想着晋升到高联赛所带来的更高地位;当偶像重新出现在神圣的草坪上时，你一定会看到成群结队的粉丝像合唱团一样唱歌;你一定会看到那些见证了人生沧桑的专家们不停地嘟囔着理想体育精神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你也一定会看到忠实的球迷准备为他们永远不会成为的足球明星尖叫。这就是足球部落，它的辉煌是精彩而寂寞的，但它也属于热情的球迷人群。”

足球部落的荣耀是陌生而孤独的，但也属于热情的球迷人群

在世界杯开幕当天，经出版商许可，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摘录了足球七张面孔中的四个小节，以期从历史、政治、科学、商业的角度重新审视我们熟知的这个神奇的球。

“足球的多面性”（摘录）。

正文 |翻译者 蒋婷婷

1. 足球是一种仪式狩猎

这是足球界众多隐藏的面孔之一，它被两支球队相互争斗并试图进球的外观所掩盖。虽然表面上球员们似乎在激烈地战斗，但实际上他们的意图并不是消灭对方，而只是越过对手，将球射向球门，完成象征性的狩猎。

在追根溯源足球部落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存猎人，我们的原始祖先，对他们来说，追逐和杀死猎物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紧随其后的是竞争激烈的猎人——即使不再需要狩猎食物，他们仍然活跃在狩猎场;再次是将野外狩猎带入城市的竞技场血腥运动员;最后，还有竞技场球手，他们将古老的血腥比赛变成了现代的球赛。

按照这个顺序，最后的转变是猎人变成了足球运动员，武器变成了足球，猎物变成了球门。我们现在常说，球员“攻击”球门，足球被“射”入球门。这些词语的使用是足球作为一种变相狩猎活动的本质的关键线索。

原始狩猎场景的许多其他元素仍然存在于足球比赛中。战术在赛前讨论，策略在比赛中使用。为了使象征性狩猎成功，参赛者必须积极合作。比赛过程中存在危险，并且有严重身体受伤的风险。对球的追逐要求球员具有出色的身体素质。比赛的节奏需要高度的专注力，长时间的不间断奔跑需要出色的体能。对球的精确控制依赖于特殊技术的发展，而动作顺序的不可预测性培养了一定的想象力，可以迅速转化为身体动作。要有效地执行这些动作，你就离不开相当大的力量，当你处于时间紧迫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具有出色的视力和准确瞄准的能力，尤其是在踢球的高潮处。最后，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斗志和在受到强大对手威胁时勇敢的能力。

上面突出显示的词让人想起原始猎人和足球运动员的共同点。在这种表达下，两者之间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足球运动员的真实身份——现代伪猎人被揭露出来。在某种程度上，足球运动员也扮演着伪战士的角色，但如果真的是伪战士，那么球员是在攻击对手，而不是目标。

将伪猎人限制在密闭空间内的问题之一是“猎物”无法逃脱（就像野外的血腥运动一样），这使得狩猎过于简单。在斗牛场中，通过让一只极其强壮和凶猛的被困野兽与一个几乎没有保护的人战斗来解决困难。在足球场上，猎物变成了一个静态的目标，被一整队伪猎人轮流攻击。因此，为了使情况复杂化并使狩猎更具挑战性，还添加了一些其他形式的因素。显然，解决方案是让一群对手防御无生命的猎物，他们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让对手难以瞄准和“狩猎”。

现代球类运动发展的四个阶段中的1&2：狩猎生存和狩猎比赛

现代球类运动发展的四个阶段中的3&4：竞技场血腥运动，竞技场球类运动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看到了设计“相互狩猎”的可能性，两个团队都扮演着双重角色。作为目标的捍卫者，他们成为“猎物”的一部分，以避免象征性的死亡;作为攻击者，他们自己也变成了猎人，攻击彼此身后难以捉摸的“猎物”。在球场上的所有球员中，两名守门员与象征性猎人最不同。它们更像是被逼入绝境的猎物的爪子，攻击以保护它们脆弱的表面。只有当他们把球开向球场的远端时，他们才会成为追捕球门另一侧的进攻力量的一部分。

也许足球在全球吸引力方面超过所有其他形式的运动的原因之一是它设法保留了原始狩猎的许多元素。在给定的场地上展示的狩猎元素越多，这种运动仪式就越令人满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释为什么足球比所有其他运动都更受欢迎。

2. 足球比赛作为一种社交药物

许多作家表达了一种政治态度，认为足球比赛是资本主义剥削者兜售的伪装不良的毒品。在早期，宗教被视为“群众的精神鸦片”，一些现代主义者也以类似的方式解释足球。

根据德国政治理论家格哈德·温诺伊（Gerhard Winnauy）的说法，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产生的不满需要某种情感的发泄。他写道：“如果要避免不满导致资产阶级社会的推翻，就必须通过'安全'的渠道来引导它。足球提供了这样一个释放情绪的机会......足球的伪动力力量引导着威胁打破现有权力结构的能量。他解释说，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企业家推动了这一新运动，希望它能让工人远离政治和工会活动。

它

以如此片面的眼光看待足球这样风靡全球的东西，实在是太滑稽了。然而，上述论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这些真相被不公正地夸大了，所以不应该被忽视，它们值得简要研究一下，看看这些左翼极端分子是如何得出结论的。

2014年金球奖颁奖典礼

他们专注于大规模、有组织的足球赛事的起源。在19世纪，当英国的工厂主被迫缩短员工的工作时间时，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在这个新发现的闲暇时间里，人们应该做什么？这一变化发生在精英学校忙于将足球正规化的时候，许多早期的足总杯冠军来自伊顿公学、切特（查特豪斯）和牛津等球队。完成学业后，这些年轻的绅士们回到了他们家族的商业帝国，并将他们对足球的热情带入了新的生活。他们鼓励工人们组成团队，在新解放的星期六下午相互竞争。

根据某种学说，这种发展对工厂主有双重好处，既可以使闲散的人远离麻烦（和酒馆），又使他们变得更强大，从而更好地为工厂工作。1885年，这个“资本主义阴谋”成功了：一些擅长踢足球的工人干脆变成了职业足球运动员。没过多久，职业足球就变得司空见惯，不再是例外。精英学校的老式业余俱乐部被扫地出门，最终消失了。这时，一大批其他工人都吵着要见他们以前同事的偶像和新职业选手在现场。足球支持者的时代诞生了。看台建在体育场的一侧，并收取入场费。观众可能无法像球员那样锻炼身体，但如果一场足球比赛能让工人们在周六下午全神贯注，让他们为当地球队感到自豪，那么资本家们也会同样出色。满意的工人自然会更加努力地工作。

因此，工厂主成为足球俱乐部的经理，并尽其所能鼓励这种新趋势。在英格兰所有主要的工业中心，巨大的足球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伟大的俱乐部传统也已经建立起来。在组织这场新运动时，他们似乎给雇佣工人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但实际上他们正在剥削他们。他们正在慢慢地将员工变成机器人，足球比赛只不过是一个巧妙的娱乐面具，工厂和企业的工作方式仍在上演。

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将现代足球的发展解释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阴谋，旨在让工人的心保持在辛勤工作的荣耀上，远离政治反抗。足球的竞争性和活力满足了前者的需求，共同的兴奋和对俱乐部的忠诚解决了后者的问题。完全

有可能，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些黑心的工厂主脑子里确实有这样的想法;但认为这是足球发展的完整基础，就是严重歪曲事实。工人们实际上并没有被欺骗或被迫去看比赛，而是他们要求去参加比赛，他们很快就积极参与了足球赛事的组织和推广。足球并没有阻止他们积极参与政治或在工会的帮助下取得进步。多年来，他们的条件有所改善，他们的报酬也相当不错，每个星期六下午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娱乐和消遣可供选择。然而，他们仍然每周聚集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足球场。

也许，关于足球作为一种社会毒品的话语中的一些真相与政治无关，而是与人性有关。如果人们能找到某种令人兴奋、令人愉快的社交活动，让大多数人着迷，那么是的，人们确实不太可能忙于政治恐怖主义和血腥起义;它们将以一种破坏性较小的方式影响政治和其他变革——这更有可能。这对极端主义政客来说无疑是个坏消息，但对于那些推广职业足球的人来说，这并不算太麻烦。

3. 足球是一门大生意

足球经常被提及的面孔之一是它的财务方面。这种讽刺听起来很熟悉：“球员不是为了好玩而踢球，他们表现得不像真正的运动员，他们只是为了钱而踢球。足球是一个行业，而不是一项运动。”

同样，这种说法被夸大了。说足球只是一门生意，就是忽视了它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从主席到高管，从球员到球童，绝大多数人都参与这项运动，因为他们碰巧爱上了它。金钱是次要因素。如果他们得到报酬，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可能比他们在足球之外的收入要少，巨额转会费和明星球员的顶级薪水非常罕见。在这个高风险的职业中，重伤并不少见，30岁已经“老”了，大多数球员的薪水都不错。

塞尔吉奥·拉莫斯（Sergio Ramos）拍摄百事可乐2014年足球广告

有人不得不说，这是对当今足球的理想主义观点，21世纪的一切都不同了。诚然，近年来足球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金融事件，但这些事态发展的后果是什么？球场上甚至球衣上的广告都大幅增加，电视公司为重要赛事的现场直播支付的金额也急剧增加。最重要的是，足球界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俱乐部主席——来自国外的亿万富翁，随之而来的巨额资金大大增加了所选俱乐部的财务资源。

诚然，很多大型企业集团都进入了足球世界，但他们无意将足球作为赚钱的工具;他们之所以乐于向球队注资，只是作为一种展示自己超级富豪身份的新方式。对于顶级球员来说，这种情况也造成了冲突，他们是否应该留在他们从小就关注的俱乐部，还是应该让自己被卖给出价更高的人？新老板提供的丰厚薪水往往如此诱人，以至于他们无法抗拒，最终将金钱置于对俱乐部的忠诚之上。然而，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这些高级别的氏族冲突从来都不是关于他们的。

4.足球比赛作为一种戏剧表演

无论足球的其他面貌如何，毫无疑问，现代足球属于大众娱乐，娱乐世界的所有特征都随之而来。现代足球有世界明星、技术表演、盛大的颁奖典礼、球迷俱乐部和团体。然而，过去对足球界最具魅力的面孔之一的态度一直非常模棱两可。回顾20世纪，许多保守的圈内人士认为，逐渐渗透到体育场的娱乐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可耻的，他们希望将每场比赛都视为一种非常庄严的、男性主导的仪式;另一方面，进步的反对者认为，这些谨慎的言论已经腐朽和过时，它仍然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言论相同。

传统主义者试图保护的东西只能用“用户友好”来形容。过去的法庭往往是单调的、荒芜的、死气沉沉的。尽管条件恶劣，但一周又一周，成千上万的球迷出现在体育场的场边，几乎没有抱怨。

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主义者试图传达的是，由于球员在球场上受到考验，我们作为观众必须接受一点考验，才能更好地参与比赛。如果我们有一个充满“艰难”测试的下午，足球仍然是一项艰难的运动。它将保留其作为男性气质测试的仪式特征;不仅是代表我们的球员，还有我们。凭借舒适的座椅和现代化的便利设施，这些考验得到了缓解，足球仪式的力量感也减弱了;这样一来，部落长屋里庄严的男性集会就会沦为温馨的家庭出游。

正是这种强硬的态度，维持了欧洲足球浓厚的部落氛围，并赋予了球场一种特殊的仪式感。可悲的是，面对两个令人不快的副作用，这种态度也很脆弱。第一个副作用是群体暴力，这在20世纪80年代最为严重。第二个是看台上的混乱，这种副作用在1989年达到了顶峰：在谢菲尔德的一场比赛中，近100名利物浦球迷在看台上被踩死。由于这一事件，所有英格兰足球俱乐部都被要求禁止球迷在比赛期间站立，并在所有体育场的看台上放置座位。国际足球管理机构国际足联也遵守了这一命令，要求其名下的所有比赛都必须在全座体育场举行。站着看比赛的古老传统顽固地抵制着这一现代化进程。一些球迷拆除了新座位并将它们扔在球场上;其他人只是忽略座位的存在，站在两个座位之间。然而，坐着看比赛的舒适感逐渐占据了上风，站着看比赛的旧习惯基本消失了。

这

1989年谢菲尔德发生重大灾难的现场

令传统主义者惊讶的是，改善的观看条件并没有削弱体育场内热闹的气氛。坐在现代体育场里有一种在剧院里的感觉，但这并没有减少比赛的刺激性。

放眼世界，21世纪的这些变化并没有同步，每个国家都不同。在一些地方，旧的方式仍然存在：球迷争吵不休，足球流氓陷入困境，球场内外部署了警察，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来迎合家庭娱乐;在其他地方，使用全员法庭，暴徒被驱逐或监禁。一个更加和平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人们已经做出了认真的尝试，使足球更有趣，减少部落的考验。

然而，无论在哪里，都无法逃避一个新因素——多频道体育电视节目的诞生。如今，电视报道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顶级俱乐部热切地关注着无数远道而来的球迷——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去看过比赛直播。这种现象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影子部落，其成员可以阅读和享受游戏，但永远不会成为积极的有组织的部落参与者。

尽管发生了这些现代变化，但氏族及其狂热的追随者仍在蓬勃发展，今天比赛的气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有人说，世界各地电视机前新球迷的增长削弱了这项运动的部落性质。这种说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来自远方的粉丝并不是公正的观察者。他们可能不在现场，但他们可以迅速对一支球队产生部落依恋，并且经常不遗余力地购买俱乐部球衣来观看比赛。他们可能分散在全球各地，相距数千英里，但毫无疑问，他们仍然是足球部落的成员。

书中的摘录和图片摘自《为什么是足球？全书第一章由原文删节，书名为编者自设计，经出版社许可出版。

为什么选择足球？

德斯蒙德·莫里斯 译者 易晨光